# 百度CEO李彦宏对话比尔·盖茨与马斯克(2015博鳌论坛) > - 原标题:Baidu CEO Robin Li interviews Bill Gates and Elon Musk at the Boao Forum, March 29 2015 - 时间:2015 年 3 月 29 日 - 频道:Kaiser Kuo - 网页版:https://elon.ruinews.com/ep/baidu-ceo-robin-li-interviews-bill-gates-and-elon-musk-at-the-bo/ - 精读字数:约 10248 字(阅读约 23 分钟) > 本文为 elon.qiaomu.ai 基于原始视频与文稿的 AI 改写中文精读,非官方翻译;引用请注明出处并链接网页版。 2015 年 3 月 29 日,博鳌论坛。李彦宏坐在中间,左手边是比尔·盖茨,右手边是埃隆·马斯克。三个人凑在一起聊了一个小时。 李彦宏开场说,两周前答应做这场对话的主持人之后,他在网上征集问题,收到了 500 多个。他挑了两个,一个给盖茨,一个给马斯克。后面的问题则从技术、慈善、政府治理一路滑到自动驾驶和 Uber。 这场对话信息密度不低。盖茨讲了他对"野心"的真实看法,马斯克承认 SpaceX 和特斯拉最初的存活概率只有一成,两人在人工智能安全性上站到了同一边,又一起给中国政府主导的 AI 项目提了反对日本式做法的建议。十年后回头看,很多话都说中了,也有一些明显没算准。 下面按话题拆开讲。 ## "想超过我成为世界首富":盖茨说别把目标定成这个 第一个问题来自一位自称"有野心的年轻人":我想超过你成为世界首富,需要什么样的愿景,给点什么具体建议。 盖茨的回答绕了一下。他说,衡量卓越没有单一指标。接着他讲了自己的运气:出生在一个计算正从集中、昂贵走向分散的年代。那时候软件在产业里根本不算核心,硬件才是主角,大家忙着买机器、维护机器、伺候机器。微处理器出现之后,计算变便宜了,存储也变便宜了,他才有可能把软件想成"给个人的工具"。 他举了一个具体例子。当年软件行业的销售冠军奖,标准是卖出一万份,能拿一个大奖杯。微软的 BASIC 卖出去了 600 万份。他打电话过去问,六百万份你们有什么奖。对面愣了:你说的是什么软件。 > 我从来没有坐下来对自己说,好,我要比 IBM 更强。我没有那位年轻人那样的自信。我只知道我喜欢软件,想折腾它,然后它长成了一家公司。(比尔·盖茨) 这一段值得细看。盖茨说,他管理公司时的心态是:也许这家公司会变大一倍,那我先为"变大一倍"做好准备。他刻意没对自己说过"这家公司一定会变得巨大",因为一旦这么想,人容易跳过那些真正困难的扩张工作。等他管着十个人的时候,如果有人告诉他"你将来会有十万员工",他会笑出来,然后反问:十万人能制造多少 bug,我不想要十万人。 李彦宏追问了一句:所以你的意思是,不需要那么有野心也能成功? 盖茨的回答是:我不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当年就笃定这些事会成。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没风险,我不确定你最后真能走到那儿。 ## 盖茨眼里成功者的共同点:近乎偏执 被问到"你还会看重哪些特质"时,盖茨讲了一段往事。 他参加过一个行业论坛,台上七个人辩论:未来的计算机界面是字符模式,还是图形界面。当时图形界面慢得可笑,给它写软件体验极差,那是 Windows 1.0 的时代。台上大部分人认为搞图形界面是蠢事。盖茨坚持说这东西会成。辩论到最后,台上另一个人说了一句话:比尔错了,但比尔比我们所有人都努力,所以哪怕方向错了,他也更可能成功。 盖茨说,他收到过的最好的赞美就是这一句。 > 那个阶段我很偏执。我不相信假期,不相信周末。结果这套对我有效,我们让公司跑得比其他人快,犯错误也比别人快,然后更快地看到错误。(比尔·盖茨) 他还补了一条公司层面的选择。当年大部分软件公司把自己定义成"单一产品公司",从组织结构到销售预期都按单一产品设计,而且默认主要市场在美国。微软从一开始就规划做多产品公司,第一件产品 BASIC 解释器跑在一堆不同机器上。他们的自我定位是"世界上最有效率的软件工厂",招软件工程师,写大量的软件,而不是某一件软件。 马斯克后来接了一句玩笑:盖茨的软件工厂不用买设备、不用盖楼,马斯克得真盖厂房、真买机器,所以特斯拉搞了个 Gigafactory(超级工厂)。盖茨回应说,他们搭的是一个由编译器、符号调试器这类东西组成的"软件超级工厂"。 ## 马斯克:我一开始就认为大概率会失败 第二个问题同样来自网友:马斯克怎么能有那么多精力做成这么多事,他是按步骤推进,还是一开始就设定了宏大目标。 马斯克的回答很直接:回到比尔说的那点,你其实并不预期事情会做大。 > 一开始我预期的是失败,那是最可能的结果。SpaceX 大概只有 10% 的成功概率,特斯拉差不多。你看看航天创业公司和汽车创业公司的历史记录,相当糟糕。(埃隆·马斯克) 他说,如果按"投资回报和风险的比值"给所有行业排序,航天和汽车基本在最底端,那是片坟场。2008 年底,特斯拉、SpaceX、SolarCity 三家几乎同时濒临死亡。 他做这些事的动因,来自他觉得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被解决,而看起来没人在解决。"我要做一家大公司"这个念头并不在起点上。特斯拉和 SolarCity(家用太阳能公司)指向同一件事:加速可持续能源的推进。至于电动车,他原话是,当年电动车被普遍当成最愚蠢的东西,"愚蠢的汽车、愚蠢的太阳能",他们好几次差点没挺过去。 李彦宏追问:那你怎么能同时管这么多事? 马斯克的回答里有一句很少见的坦白。 > 我不推荐这么做。这对生活质量真的不好。我管 SpaceX 和特斯拉,但我不管 SolarCity,我只提供战略指导,那边有人做得非常出色,我大概一个月花一天。特斯拉和 SpaceX 是每天、每个周末、每个假期。(埃隆·马斯克) 他专门强调了团队的功劳:大部分时候外界给了他太多赞誉和关注,因为他是那个"看得见的部分",公司能成,全靠里面有极强的人在。 ## 盖茨:100 年后人们记住我什么,我不在乎 李彦宏把话题转向盖茨:网上关于你的问题大多和微软有关,你现在花在基金会上的时间比微软多,你觉得通过基金会对人类的贡献,比通过微软更大吗?换句话说,一百年后,你更希望被记住是微软的创始人,还是伟大的慈善家。 盖茨先开了个玩笑:我希望一百年后我还活着,那就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记我了,只要还能做有意思的工作就行。 然后他给了自己的判断框架。经济里最大的一块是私营部门,二三十年后世界变得更好,绝大部分功劳要归给私营企业。数字革命还在早期,像百度、谷歌、苹果、微软这样的公司,它们造出来的工具被用在无数领域。他举了教育:我们还没看到,但早晚会看到,这些工具能把一个人正在学的东西和他的目标连接起来。 > 任何有机会参与这件事的人,尤其是建立起一家像样公司的人,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而我看到的是,我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最独特能做的事,是全职投入基金会。(比尔·盖茨) 他说,微软有的是优秀的人可以接手。他自己二三十岁的时候有个观点:CEO 不该超过 45 岁,因为谁能跟得上这些变化。等他到了五十多岁还坐在那个位置上,他对自己说,我不该还在这儿。 基金会那边,他和妻子梅琳达一起做。他当时的想法是:谁去研究疟疾?这类问题藏在贫困国家深处,大多数人不会亲自去看营养不良和传染病造成的损害。组织科学家、组织政府去攻这些难题,需要的正是他在软件革命里练出来的那套本事:带团队、挑科学家、对需要十到十五年才有突破的事情保持耐心。 "能发现自己最大的贡献和最大的乐趣是同一件事,这挺好的。但我二十多岁的时候,做这个不会满足。" 他补了一句关于形象的话:人们记住的更多是微软,基金会没那么显眼,大部分工作在穷国。他正在推动和中国的关系,因为中国有大量创新可以帮助非洲,无论是健康、农业还是手机相关的技术。 ## 人工智能:马斯克说这是"召唤恶魔",盖茨站他这边 这场对话真正有火药味的部分在这里。李彦宏提到,前一晚他和盖茨就人工智能有过一场小辩论。他还提到马斯克最近说过,人工智能的进展就像"召唤恶魔",这话引发了激烈争论。而某位首席科学家在采访里说,担心人工智能的阴暗面,就像担心火星上人口过剩。 马斯克的回应不留情面:这个类比完全不准确。 > 数字超级智能的风险在于,它不会停留在人类水平,会达到超级人类水平,远超任何人类,远超你能想象的任何东西。(埃隆·马斯克) 他用了一个类比来说明问题的性质。核研究有非常危险的武器潜力,麻烦的地方却不在释放能量,释放能量很容易,难的是安全地约束住这股能量。所以 AI 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 AI 安全上,投在安全上的资源应该远远多于投在推进 AI 本身上的资源。 "它可能是好的,也可能是坏的,而且可能是灾难性的坏。如果真的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堆芯熔毁,你一定会希望事先做了安全设计。我不反对发展 AI,但我认为应该极度小心。如果这意味着 AI 要多花一些时间才能做出来,那这个交换是值得的。我们不该一头冲进自己不理解的东西里。" 李彦宏转向盖茨:我知道你持类似观点,你和他之间有分歧吗? 盖茨说没有。他提到马斯克已经投了钱去推动这方面的研究,这非常好。他推荐了一本书,Nick Bostrom 的《超级智能》(Super Intelligence),然后讲了他自己的理解版本。 > 进化给了我们一个通用的学习算法,但它跑在一台极慢的计算机上,内存极小,向其他计算机传输数据的带宽也很有限。我们脑袋上这个玩意儿,每次新建一个,它连走路都不会,要花很长时间学。所以相信我,一旦这个"把经验转化为知识"的算法被做进软件,一旦它被植入硅片,你不一定能察觉到它什么时候跨过人类水平,它几乎会立刻到超级智能水平。(比尔·盖茨) 他补了一层:随着时间推移,那块硅片会越来越强,而一旦它有了学习算法,它就会跑到互联网上去读所有的杂志和书。我们其实一直在给超级智能搭建内容基础。你以为你在用互联网,实际上你在给未来的超级智能准备语料。 盖茨说他自己尽量不去激动,但当有人说"这不成问题"的时候,他就开始真正担心了。他原话是:怎么可能有人看不到这是多大的挑战。 ## 李彦宏的"中国大脑":盖茨拿日本当反面教材 李彦宏接过了话头。他说自己最近在读 Walter Isaacson 的《创新者》(The Innovators),书里详细讲了创新是怎么发生的。他的一个体会是,创新通常来自许多有才华的人的集体努力,但另一个体会是,美国政府尤其是军方在技术推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阿波罗计划给微芯片创造了巨大而稳定的需求,没有它就没有英特尔这类公司的繁荣;互联网则直接脱胎于 ARPANET。 他接着说,这个月早些时候他在政协会议上做了公开演讲,倡议一个叫"中国大脑"的项目:由政府出面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,建一个足够大的平台,让公司、创业者、大学都能在上面做研究。他问两位有什么建议。 盖茨先肯定了方向:中国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好事,无论医学还是计算机科学,这会强化大学,会加快创新。然后他立刻给了警告:政府与创新的关系怎么设计,要非常小心。 他举了日本的例子。日本当年选了非常具体的目标和路线,就是所谓的第五代计算机项目,那条路走错了。八十年代美国一度觉得日本比自己强:制造比我们强,规划政府 AI 项目比我们强,高清电视比我们强。但盖茨说,那恰恰是美国非常好的一段时期,因为美国人被打击了,谦虚了,然后回头去看自己那套"分散、没有中央计划"的体系。八十年代最好的工作,包括 PC 和互联网的基础,都是由一个高度分散的系统完成的:资助几十上百种不同路线,办竞赛,比如 DARPA 的无人车挑战赛,现在还有 DARPA 机器人挑战赛。 > 我强烈建议不要做日本做过的事,去看一看为什么美国这套模式,十年又十年地跑下来,一直是最好的。(比尔·盖茨) 他还专门绕开了一个例外:曼哈顿计划是特殊情况,那次确实按那种方式做成了。但美国做计算机科学的方式跟曼哈顿计划完全不同,是同时押注几十种不同方案。 马斯克同意,并补了另一个角度: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培育创新的环境,让它以自然的方式演化,而不是在高层选定一项技术,认定它就是赢家,因为它可能不是。他强调了一条具体的机制:对失败的惩罚要低。 > 硅谷能成,一条重要原因是,很多创业公司非常成功,也有很多失败了,但人们很快重组,离开,加入别的公司,这套回收机制非常好,是一种递归的自我改进。你要支持创新和新技术,就得承认路径是未知的,没有地图,没有路标,你一定会走错几步,所以犯错必须是没关系的。(埃隆·马斯克) ## 两个人各自学到东西的人 李彦宏问盖茨:你成名比我们早很多,应该有机会认识上一代企业家,有没有谁是你尊敬、并且从他身上学到东西的。 盖茨列了一串。IBM 是他创业时的主导公司,那种"庞然大物",1981 年微软和 IBM 一起做出 IBM PC,跟 IBM 合作本身就很奇妙,他从 Frank Cary 这些人身上学到很多。英特尔那边,他从 Andy Grove 身上学到很多,他补了一句"Andy 对我不总是友善,但那不妨碍我学"。他推荐 Grove 的管理书。Gordon Moore 在芯片层面的技术贡献惊人,现在也是了不起的慈善家。Steve Jobs 是个不可思议的人,盖茨的评价角度很有意思: > 乔布斯之所以如此不可思议,一部分原因是他极其擅长打造伟大的产品,尽管他对工程了解不多。他挑人的能力,以及他在并不真正理解软件或芯片规则的情况下定义产品的能力,让他更了不起。(比尔·盖茨) 然后他说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:他可能从 Warren Buffett 那里学到的更多。Buffett 完全在这个疯狂的计算机行业之外,但他对商业的基本看法、对商业模式怎么运转的看法,对盖茨的影响比任何单个人都大。 还有一条来自客户。八十年代日本是微软的重要客户,头几年日本占了微软销售额的 40%。盖茨说,日本客户对质量的强调把微软叫醒了,改变了很多做事方式,是一次巨大的进化推力。 李彦宏追问:除了技术圈之外,还有别人吗。盖茨说,现在进入慈善阶段,他开始认识很多不同行业的创业者,但当年有人说"你是企业家",他总是反问:那是什么意思,我是个搞软件的。他十二岁写软件,十三岁写软件,从十一岁到十七岁一直痴迷这一件事,那是他唯一有可能做到世界级的事。他并不可能去做别的行业的公司。 "然后我得学着雇人,天哪,还得学着裁人,那可太有意思了。得做预算,得卖东西,得去展会站在展台前,脚都站肿了。我只是想给自己做一个能让自己更自主的软件,然后我得学会合同,学会一大堆配套的东西。所以某种程度说,那股劲儿全来自对软件的梦想,跟'我要开一家公司,随便挑个行业干一票'没什么关系。" ## 代际差异:盖茨说这一代更"温和" 被问到不同代创业者之间的差别,盖茨说他很欣赏马克·扎克伯格,也和他熟。他注意到这一代有一个优点:很善于向老家伙们提问,"你犯过什么错误""这事应该怎么办"。 他描述自己那一代的环境:他们是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作画。当年去任何会议,满场都是同龄人,没有更年长的人,分析师和风投也都很年轻,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人组成的行业,后来变成三十多岁。现在年龄结构多元多了。扎克伯格当时三十出头,已经是有超级成功公司的年轻人里最年轻的一批。 > 我觉得这一代可能更温和一点。乔布斯在某种意义上是疯狂的,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疯狂的,也许现在更难那样了。(比尔·盖茨) 马斯克说他不好概括,因为性格差异太大。他提到自己认识的几位中国企业家,包括 Jack Ma(马云),但他加了句实话:人们互相见面的时候通常都表现得最好。他真正想看的场景是工程会议:有人进来说这东西不工作了、要延期了,或者说这实在太慢了、我们是不是得从头重建。那种时刻他想在场,看这些人怎么处理挑战。因为所有生意,从外部看和从内部看是两回事,早晚会走到必须重新审视当初假设的那一点。 盖茨接了一段很有分量的回忆:微软每次更成功,就有人说"这是他们最后的成功了"。这话让他很不舒服,因为当别人说"他们迟早会出错"的时候,他知道那是真的。他小时候崇拜的那些公司,Wang(王安电脑)和 Digital Equipment,早就没了。看着它们失败对他可能是好事,那说明:卓越的技术和优秀的人才,完全不能保证你不被市场转向甩下。 ## 大学时代的叛逆,和"79 个冒充者" 李彦宏提到盖茨大学时期的往事:只旁听不注册,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,睡十小时,醒来接着干。他问这算不算成功者必备的东西。 盖茨的回答很有意思。他说他和乔布斯各自以不同的方式"有点疯",但"我没像他那样吃那么多致幻剂",而且他不认为这是必要条件。有人争论乔布斯如果对人好一点还能不能伟大,盖茨的答案是能,"他确实伟大,我不想抹掉这一点,但以我的情况看,有些阶段我对人非常苛刻,大概因为我对自己非常苛刻,然后你得学会别把这种苛刻投射到管理风格里,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反应"。 他还讲了哈佛数学课的故事。他在中学里是那个"数学好的人",到了哈佛,班上有八十个人,每个人的自我定位都是"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擅长数学的人",于是其中七十九个是冒充者。他最后考了第二名,第一名后来成了纽约很成功的律师。 至于不去上课,他的解释很坦率:那只是要有一个独特的定位,让自己和那八十个人不一样。 ## 马斯克给创业者的建议:别想着创业,想着做出有用的东西 马斯克在这里讲了一段几乎是整场对话里最实在的话。 > 与其说"我想当创业者"或者"我想赚钱",不如问: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是你希望存在、但现在还不存在的?然后试着找其他人一起把它做出来,并且不断做得更好。如果你真的创造出了有用的东西,钱自然就来了。这是运转正常的经济体奖励有用商品和服务的方式。如果你做的是自己热爱、并且你认为别人也会热爱的东西,你就更容易牺牲时间、投入精力,而且即使没成,你也不会后悔。(埃隆·马斯克) 他顺带讲了自己怎么学会造东西。他说自己原本不会制造,没见过 CNC 机床,不知道怎么铺碳纤维,这些都不懂。但只要你读书、和专家聊,很快就能上手。他认为人们严重低估了自己的学习能力,这件事其实相当直接:读书就行。 他补了一个关于阅读速度的观察:一个人说话的输出速率大概是每秒几百比特,你听的时候能处理的信息量只有每秒几十比特,而阅读能处理的是这个的好几倍。所以听有声书或者听人念教材的时候,他会觉得"这太慢了",像在听人把课本念给你。 ## 工程师治国 vs 律师治国 李彦宏把话题拉到治理。他提到刚去世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,提到中国领导人中有不少工程技术背景,倾向于用工程化的方法治理国家,这和美国很不一样,美国"基本上是律师在治国"。他问两人怎么看这两种体系的利弊。 马斯克先答,很直接:作为工程师,当然偏向工程化的方式。美国律师太多了,有些人不该是律师。 > 总体上我认为技术专家主导是好事。我希望美国国会有更多懂科学的人。(埃隆·马斯克) 盖茨的回答更长。他说自己有幸和李光耀吃过几次饭,印象是李光耀不只是深思熟虑,他敢于从西方体系里挑一部分,说这部分好、这部分未必到处适用、这部分我不同意,这在当时是很胆大的,因为西方体系正在成功,世界上所有富国走的都是西方那套。李光耀敢说"我要做得稍微不一样",本身就是巨大贡献。盖茨也承认新加坡是城市国家,它在政府高薪这类事情上的做法不一定能放大到更大规模。 然后他给出了自己的框架:真正想要的是民主和专业知识的混合,而没有任何国家把这个平衡调对了。偏向民主那一侧,会有极端情况,比如选上来一个错误的人,以及怎么把他换下去、怎么让新人上来,这些机制有巨大优势,帮了美国很多。但到了复杂问题上就露怯了,比如怎么高效运营医疗体系,为什么美国花了那么多钱,你找不到一个民选代表能跟你认真讨论这个系统的动力学,讨论它为什么和其他国家不同、该怎么改。 他对比说,中国政府的关键岗位上有大量工程师和科学家,愿意看别的国家怎么做,而且有一个做法他很欣赏:新政策先在一部分地区试点,看行不行,再推开。他说中国政府更像是在"研究政策",而英国议会或美国国会那种互相喊"我对""你不对"的场面,在这里不常见。 > 我从没坐在美国国会里听人说,来,你这个方案在一个州试试,我这个方案在另一个州试试,然后我们把最好的组合起来。我们现在典型的选举对话不长这样。(比尔·盖茨) 他划了一条界线:有些事情比如大学怎么办,美国模式别人直接照搬就行;但医疗体系和治理这类事,也许应该取一部分,然后试不同的变体,让 192 个国家(包括次国家层级)的不同经验产生价值。 ## 强政府会不会压住创新 李彦宏追问:中国政府执行力很强,基础设施比如高铁、高速公路建得飞快,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。但强政府会不会在某些地方管得太严,压住创新。 盖茨的回答分了领域。他认为中国的创新速度已经很快,政府还可以把科研投入再提高,而且正在提高。有些领域确实受影响,比如媒体,中国市场在这一块一直落后,这部分国家大概要负一点责任,不过情况在变。但在能源这类领域,国家政策没有挡住谁去搞大发明。 他举了自己投资的公司:TerraPower,做下一代核能。他说中国是他们最自然的合作伙伴,因为中国很像六十年代的美国,那种"要往前走、要做新事情"的意愿非常明确。 > 今天美国非常谨慎,我们对现状挺满意,所以如果有人想盖新东西或者采用新方法,会经过五道关卡,每一道都可能是"不行"。而中国有一种"往前做新事"的偏向,这有小的下行风险,但上行空间巨大。所以像核能这样的突破,更可能出自中国,而不是几乎任何其他地方。(比尔·盖茨) 他补了一段技术史:五六十年代是美国在干这个大工程,七十年代之后是日本,后来韩国接过了这个角色。那种"偏向做大工程"的劲头对世界是好事。 ## 五十年后还要不要开博鳌 李彦宏问了个轻松点的问题:五十年后,像博鳌这样的会还要办吗,人们还得飞到同一个地方面对面,还是会有更好的沟通方式。 马斯克说,机场会更近一点。他认为人们还是会想开会,哪怕只是为了情感价值,靠近别人就是感觉更好。就算有完美的虚拟现实,戴上头盔、穿上触觉服,感觉"真的在那儿",那和真的在那儿仍然不是一回事。 ## 自动驾驶:技术五年,法规再加两三年,整车替换要二十年 全场最具体的预测在这一段。 马斯克先给了一个量的框架:全球路上大概有 20 亿辆车,年产能大约 1 亿辆。所以哪怕明天就出现完美的自动驾驶汽车,替换掉这个庞大的工业基础也需要很长时间,大概二十年。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个数字可能小一点,但仍然要很久。 然后他分层给时间: - 技术层面,能做出比人类司机安全得多的车,他认为还需要五年以上。 - 技术做出来之后,还需要监管者认可它真的安全。他预计会有两到三年的延迟。 - 他提到一种验证方式:先让自动驾驶系统在"影子模式"下运行,人在开车,系统在后台记录它本来会怎么做,和人实际操作对比,用统计证明它更安全。 - 整车保有量的替换,二十年量级。 盖茨补了一个关键视角:这件事不会一刀切。他建议世界上有几十个司法辖区先跳出来,"你们先上,先拿好处,也先承担问题",这样就能积累几亿小时的软件运行数据,让软件见识"球滚到马路上"这类场景。先上的地方会有代价,但这正是没有单一全球政府的好处。他甚至说,哪怕在中国,也应该挑几个地方,给超级宽松的规则试。 > 我们应该有几十个辖区说,来吧,就这么设计,十年后我们既看到好处,也看到几个问题。(比尔·盖茨) 他还提了城市设计层面:如果要设计一座假设无人机可以送货、假设车能自己避撞、假设不需要停车楼的城市,那就该从头设计。我们没有这种奢侈,绝大多数情况是在现有巨型城市里改造,问题是怎么平滑过渡。 盖茨在这里把 Uber 拉进来当例子。他说 Uber 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"无人驾驶车",只不过用的是按需的人类劳动力。真正的变化在于:过去"什么时候该用一件资本品"这件事,市场机制处理得非常低效,现在有了数字平台,需求方和资产方的匹配摩擦大大降低,这会改变一大堆关于资本品和劳动力使用方式的东西。 李彦宏问马斯克:你把 Uber 看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?没人需要开车之后会怎样? 马斯克的回答很干脆:伙伴或者对手都行,我们只是造车,我们可以把车卖给 Uber,别人也可以买。车会逐渐变得更自动。但他再次强调工业基础那条:这件事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,因为保有量是 20 亿辆,产能是 1 亿辆。 李彦宏最后问:那司机是不是该马上开始恐慌。马斯克的回答是:谁知道那种环境下会发生什么。 ## 这场对话里最值得拿走的几条判断 十年后回看这场对话,有几个地方值得单独拎出来。 盖茨和马斯克对"野心"的看法高度一致,而且都反常识:他们当年都不认为事情会成,盖茨甚至刻意不让自己相信公司会变得巨大,因为那种信念会让人跳过必要的苦活。流行的"先定一个宏大目标"叙事,在这里被两个人同时绕开了。 两人对 AI 的判断在 2015 年就已经很清楚,用的还是同一个逻辑:争论的重点在"超级智能和人类的水平差距太大,安全投入必须走在推进之前","AI 会不会变坏"这个话题被放在了后面。盖茨那句"我们一直在给超级智能准备语料",放在大模型时代看,几乎是字面意义上的预言。 关于政府主导创新,盖茨给的日本第五代计算机案例,是这场对话里最有操作价值的一段。"政府该不该投"这个问题他并不纠结,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另一处:政府该不该指定路线。他的方案是投钱,但分散押注几十条路线,办竞赛,让失败便宜。 至于自动驾驶,马斯克分层给的时间表,技术五年、法规两三年、整车替换二十年,十年后看,技术那一层比他自己估的乐观了些,法规那一层大致在节奏上。他反复强调的"工业基础决定速度",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约束条件。 最后给几条可以直接拿走的行动建议: - 做产品时先问"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是我希望存在但现在没有的",把"我要创业""我要赚钱"这两句从脑子里删掉。钱会跟着有用性来,起点别放在钱上。 - 如果准备押注一个新技术方向,先确认自己在做"分散押注"还是"选定唯一路线"。前者靠组合,后者靠运气,政府和大公司都容易犯后者的错。 - 设计任何鼓励创新的机制时,把"失败的代价"当成一等公民来设计。硅谷真正强的地方在于失败了能快速重组,失败本身从来不是它要消灭的东西。 - 评估一项技术落地时间,至少分成三层:技术可行、监管认可、存量替换。大多数预测错在只算了第一层。 - 想在某个新领域做事,别用"我没学过"当理由。马斯克的说法是读书加找专家聊,这件事比大部分人想的直接得多。背景没那么稀缺,判断力和耐心才稀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