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 DEI 的破坏性 | 马斯克《The Search》访谈 > - 原标题:The Destructiveness of DEI | THE SEARCH With Elon Musk - 时间:2024 年 - 频道:Ben Shapiro - 网页版:https://elon.ruinews.com/ep/the-destructiveness-of-dei-the-search-with-elon-musk/ - 精读字数:约 6619 字(阅读约 15 分钟) > 本文为 elon.qiaomu.ai 基于原始视频与文稿的 AI 改写中文精读,非官方翻译;引用请注明出处并链接网页版。 Ben Shapiro 问马斯克,美国人要怎么才能从 DEI 里走出来。 马斯克的回答很干脆:DEI 已经走到最后阶段,原因是它本来就违法。 按种族、性别、性取向来决定录用、晋升、资源分配,这在美国的劳动法里是明文禁止的。马斯克的原话是,这么一套明摆着不合法的东西,居然被推行开了。 >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大量诉讼,法院在说,法律写得很清楚,你不能基于性别、性身份、种族做歧视。所以 DEI 只剩最后一口气,它会被清掉,因为它确实违法。(马斯克) 这段对话来自 2024 年 Ben Shapiro 的访谈节目《The Search》。两个多小时里,话题从 DEI 一路铺到唯才是举、财富的来源、政府是不是一家公司、东西德的生产率差距,最后落在言论自由上。 看点在于马斯克把 DEI 当成一套有内在逻辑的东西来拆。他找到了它的骨架,找到了它的心理动机,也找到了它最脆弱的地方:法律条文。 ## DEI 的内核,和反犹阴谋论共用一副骨架 Shapiro 先把话挑明。他说 DEI 在实际操作里就是一套阴谋论。 > 它假设有一小撮掌权者在最上面,控制着下面发生的一切。因为这些人握着权力,所以他们剥削其他所有人,必须把他们往下拉一格。这套叙事和反犹阴谋论贴合得非常紧。(Ben Shapiro) 马斯克接得很直接。 > 我认为 DEI 在核心上极其反犹。(马斯克) 这个判断放在中文语境里容易被读成情绪化的指控,但它背后有个很具体的结构问题。 反犹阴谋论的骨架是:世界被一小群人秘密操控,所有坏事都是他们干的,解决方案是把他们拉下来。DEI 里那套“权力结构”叙事,用的几乎是同一副骨架,只换了被指认的对象。它把人按身份分组,然后规定某些组天生占据结构性的优势位置,另一些组天生被压在下面。分组的标准是出生时就已经确定的属性,跟这个人的行为、选择、努力无关。 麻烦出在这种叙事没法被证伪。你越成功,越说明你从结构里获益;你越辩解,越说明你没意识到自己的特权。它解释一切,所以什么都解释不了。 后果是一层层往下传的。个体失败不再需要归因于自己的判断失误,可以归因于结构;个体成功也不再被记为能力,被记为占了位置。人的行为从解释变量里被抽走了,剩下的只有身份坐标。 马斯克后面补了一句更实在的判断。 > 它整体上是反唯才是举的,我觉得这非常危险。(马斯克) 反唯才是举这几个字,是整场对话的主线。后面所有话题,财富、政府、生产力差距,都在给这条主线补证据。 ## 一个社会该按什么标准分配机会 马斯克给出了他自己的版本。 > 你想要的社会,是人靠技能和努力成功,仅此而已。跟你的种族、性别、信仰、宗教都没关系。只问一句:你擅长你的工作吗?你努力吗?你正直吗?问到这里就停。(马斯克) Shapiro 顺着往下推。他说现在社会里确实有一股力量在反对这套标准,可这股反对要能站得住,只有一种可能。 > 它只有在你实际上承认自己赢不了唯才竞争的时候,才能维持下去。(Ben Shapiro) 马斯克同意,而且把话说得更不留情面。 > 它本质上是在说,我没成功,原因是谁都成功不了。这某种程度上是失败者的论证,或者是那些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人的论证。(马斯克) Shapiro 补了一句他自己的看法,这句话比表面听起来更狠。 > 我不确定有谁“应得”什么,除了自己的努力和创新在生活里带来的东西。(Ben Shapiro) 它针对的是补偿正义的地基。如果“应得”这件事本身没法独立定义,那“某人应该被保送到某个位置”这个主张就失去了依据。你没法证明一个人“应得”一个他没争取到的位置,只能证明他所在的那个群体历史上吃过亏。这两件事在逻辑上隔得很远。 接着 Shapiro 提了一个很少被讨论的角度。 如果一个人是靠能力和努力被提拔的,DEI 会连带损伤他晋升的可信度。旁人会想:这位置是真本事换来的,还是配额换来的? 马斯克接过这个点。 > 它会把这个人应得的尊重拿走。(马斯克) 这条批评的杀伤力比想象中大。政策的初衷是补偿,实际效果可能是给被补偿者的能力打上一个永久的问号。这个问号还很难被消除,因为任何成绩都可以被重新归因到身份上。你做出一个漂亮的项目,别人心里那句话是“她当然有机会做这个项目”。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:设计者想用身份来纠正历史,执行结果是用身份重新定义了能力。 ## 唯才是举是唯一有正外部性的制度 Shapiro 提了一个整场对话里信息量最大的观察。 > 唯才是举是人类设计过的唯一一种有正外部性的制度。你创建任何其他制度,都会有负外部性,因为你实际上是在跟某个特定圈子分赃,好处归那个圈子,不在圈子里的人就被牺牲掉。唯才是举的意思是,能成功的人是那些天生有能力为所有人创造东西的人。(Ben Shapiro) 这段值得掰开看。 裙带制度的账很好算。把机会给“自己人”,收益集中归圈子,成本摊给圈子外的人。圈子越封闭,成本越高,因为你在用身份筛人,等于主动放弃了圈外所有更能干的人。一个组织里如果有一半岗位是按关系分配的,那一半岗位就自动放弃了全部候选人里最优秀的那部分。 唯才制度难算的地方在于,它的收益是分散的。你招到一个真正能干的人,好处不会全部落到你头上,会通过产品、服务、价格散到所有人手里。这个人做出一项改进,成本降下来,价格跟着降,受益的是几百万个你从没见过的人。 所以唯才制度在政治上天生吃亏。受益的人太多太散,没人会专门为它组织游说,没人会给它捐款,没人会举着牌子游行。裙带制度的受益者正好相反,集中、动机强、行动快,而且知道该找谁。 Shapiro 那段话的作用,是把这笔长期被低估的账重新摆到桌面上。 ## 马斯克的钱,绝大部分是纸面上的股票 Shapiro 把话题引到马斯克个人身上。他提到马斯克的财富主要是持股,而那部分持股几乎全是公司股份,人并没有坐在一堆现金上。 马斯克给了一段很少完整讲过的创业资金链。 > 我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时候没有钱,只有 10 万美元学生贷款,那是互联网刚刚起来的时候。后面的公司我基本上是加倍下注:Zip2 的钱投进 X.com 和 PayPal,PayPal 的钱投进特斯拉和 SpaceX。我觉得自己去请投资人出钱、自己一分不出,这事不对。你得有皮肤在游戏里。(马斯克) “皮肤在游戏里”(skin in the game)这个词用得准。他连着把三次退出的钱全押进下一家公司,结果是他持有公司大量股份,公司做得越好,股份越值钱。 这段自述把“首富”这个标签拆开了一层。他的财富形式是股权,股权的价值来自公司未来能创造的东西。公司垮了,这些数字一起归零。2008 年特斯拉和 SpaceX 同时濒临破产的时候,他账上的现金状况跟外界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。 这一点跟后面要讲的“饼”是连着的。如果饼是固定的,那一个人持有大量股份就意味着他从别人碗里挖走了东西。如果饼会变大,那股权价值上升是公司创造了新东西的结果。两种世界观,导出完全相反的道德判断。 ## 所有反增长情绪的源头,都藏在一个假设里 Shapiro 把话题推到根子上。 > 很多负面情绪的来源是一个公理式的错误,它假设饼是静态的,是一场零和游戏,别人成功是因为他拿走了超过公平份额的那一块。可饼不是固定的。(Ben Shapiro) 马斯克在这里插了个玩笑,说那我现在想来块派,现场笑成一片。英文里 pie 既是“饼”也是“派”,这个谐音不太容易翻过来。 笑完之后他给了实质内容。 > 经济这块饼比过去大得多。商品和服务的产出、人均生产力,都远高于过去。你创建一家新公司、做出新产品新服务,你是在把饼做大,是在增加人们能拿到的商品和服务总量。你没有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,你创造了以前不存在的东西。(马斯克) 他举的例子很朴素:以前没有 iPhone,没有电脑,没有汽车,没有飞机,没有今天这些救命的药。这些全是新出现的。 这个论证在经济学教科书里不新鲜,但它在公共讨论里经常被跳过。原因是零和直觉很符合日常经验:一块地上多盖一栋楼,就少一块空地;一个岗位被占了,就少一个岗位;一个孩子进了好学校,另一个孩子就进不去。这些在微观层面全都是真的。 宏观层面的增长来自别处。iPhone 出现之前,没有任何人手里的钱被拿走。它凭空多出了一个品类,然后重新分配了人们的注意力和支出。诺基亚的衰落是竞争的结果,不是被抢。区别在于:被抢之后世界上的手机总量不变,竞争之后世界上的手机总量翻了十几倍。 零和直觉之所以顽固,还因为它在短期里常常是对的。一个行业萎缩,一个岗位消失,这些痛感直接、具体、当天就能在饭桌上感受到。而“饼变大了”这件事要过几年才在统计数据里显形,而且显形的方式是一堆没人会读的图表。 痛感是即时的,收益是延迟的。公共讨论永远偏向即时的那一边。 ## 政客和创业者的分歧,就在这个假设上 Shapiro 把这条线拉到政治上。 > 创新者、生意人、自由市场派,和政治阶层之间有个根本分歧。政治阶层几乎完全建立在“饼是固定的”这个前提上。因为饼固定,你当选的办法就是承诺把饼的更大一块分给某群人,或者承诺从私营部门夺走钱,由你亲自把饼做大。判断一个政客不值得听的第一标志,就是他说“我能解决你所有问题”。这一条基本把所有人都排除了,因为政治阶层里每个人都在说这句话。(Ben Shapiro) 这段话可以拆成两层。 第一层是动机结构。饼固定的时候,政治就只剩分配,而分配不需要创造,只需要重新划界。承诺分配的人永远比承诺创造的人容易当选,因为分配的好处是即时的、点对点的、能指名道姓的。你今天说要把某笔钱给某个群体,那群人明天就记住了你的名字。而放松管制、简化审批、让新公司更容易活下来,这些政策的好处要在五年后由一群不知道你是谁的人享受。 第二层是能力边界。声称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政客,在同一句话里承认了两件事:他认定所有问题都归他管,他认定自己有本事管。这两个认定任何一个出错,代价都由全体承担。 Shapiro 后面接的那句更实在:社会真正需要的是有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,把眼前这个具体问题解决掉,然后才有余力去面对下一个具体问题。问题是被一个个解决的,不是被一次性解决的。 马斯克顺着往下走,把政府换了个角度看。 ## 政府就是一家公司,而且是终极公司 > 现实是,政府就是一家公司,极限情况下是终极公司。它跟公司没有区别,只是它是垄断的,而且除非整个国家破产,它不会破产。它还垄断暴力。(马斯克) Shapiro 顺着问了一句,这一问很像把刀递过去。 > 那你会想给这家全球最大、垄断暴力的公司多少权力?大概是更少。(Ben Shapiro) 这个类比容易被当成修辞,其实它有可操作的推论。 公司有客户,客户能走。政府有公民,公民走不掉,移民的成本远高于换供应商。公司破产就清算,股东和债权人承担损失。政府破产的代价由所有纳税人承担,而且要拖几十年。公司之间有竞争,客户可以货比三家。政府在自己划定的边界内没有对手,同一片土地上只能有一套法律。 三个条件叠在一起:无退出、无破产、无竞争。任何一个商业组织同时具备这三条,都会被经济学家列为最需要警惕的结构。 马斯克给的立场其实很克制,媒体经常把这一段剪掉。 > 我不是那种主张废除政府的人。我只是说,让政府做最少的事。政府做得越少,经济越繁荣。(马斯克) 他给出的量化判断是: > 政府做的事,效率要比私营部门低五到十倍。(马斯克) Shapiro 插了句车管所(DMV),话说到一半自己打住了。车管所在美国是个通用梗,排队两小时,办事五分钟,柜台后面的人不急,你也不敢催。 这条效率差的说法要小心理解。它不是指政府雇员比企业雇员笨,它指的是缺少竞争和退出机制的组织,在任何地方都会慢慢变形。指标会取代目标,流程会取代结果,保住位置会取代解决问题。 同一套机制在企业里也成立,只是企业会被淘汰,政府不会。 ## 一条任意画出来的线,五倍到十倍的差距 马斯克拿两组国家做对照:东德和西德,朝鲜和韩国。 这两组案例的共同点很干净。它们原本是同一个民族、同一套语言、同一段历史,只是被一条战后画出来的线切开,一边走一套制度,另一边走另一套。人、地、文化、气候,全部被控制住了。 这种对照组在社会科学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。 > 西德的生产率是东德的五倍。而且西德并不是什么纯资本主义的样板,它有一半社会主义色彩。所以如果另一边是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,真正的差距大概在十倍这个量级。(马斯克) 这个数字要放在语境里看。五倍的生产率差距意味着同样一个人、同样八小时,产出的东西差五倍。差距大到很难归因于个案或者运气。 西德当年搞的是社会市场经济,国有成分、福利开支、行业管制都不少。用马斯克的话说,它算不上纯正的资本主义样本。所以这组对比给出来的是一个保守估计,真正的计划经济对照,差距会更大。 把这条线反过来看,也是在给前面那段“政府效率低五到十倍”找现实依据。那个数字不是凭感觉说的,是从两组被历史切开的国家里量出来的。 ## 所有这些讨论能存在,前提是言论自由 访谈里马斯克还有一段话,讲的是更大的框架。他主动把话题引到这儿。 >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石。言论自由让暴行能够被指认出来,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当时第一件事就是想关掉媒体。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保住言论自由,一旦失去它,我认为民主也保不住了。(马斯克) 这段话把前面所有内容串成了一根线。 DEI 能被质疑,因为“它违法”这件事能被公开讲出来。东西德的差距能被讨论,因为数据能流通。政府的效率问题能被摆上桌,因为有人敢说。任何一个环节上,只要这类话题被划成禁区,讨论就会绕着它走。 禁区是会扩张的。今天不能碰这个,明天不能碰那个,后天连“这块地方不能碰”这个事实本身都不能提。到那一步,剩下的讨论全都建立在被修剪过的事实上,得出的结论再严谨也没意义。 马斯克提到的那个历史细节值得停一下:纳粹上台之后最先动手的对象之一是新闻界。原因并不复杂。暴行需要被看见才构成暴行,如果没人能报道,它可以一直用别的名字被称呼,一直被称为“重新安置”,一直被称为“特别处理”。 语言先被改造,事实才能被抹掉。 ## DEI 的退场方式,可能比预想的平淡 访谈最后,Shapiro 又把问题拉回开头:如果要从 DEI 里走出来,最好的办法是什么。 马斯克的回答落在一个很朴素的地方,他没有谈文化战,没有谈人事调整,谈的是法律。 > DEI 其实是非法的,因为它按种族、性别、性偏好这些东西做歧视。这本身就违法。他们居然把这套违法的事推行开了。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大量诉讼,法院在说,法律写得很清楚。所以我认为它只剩最后一口气,它会被移除,因为它确实违法。(马斯克) 这个判断里有个可以迁移的思路。 面对一套看起来已经制度化、有预算、有部门、有考核指标的东西,人的第一反应是“它太坚固了,动不了”。马斯克的处理方式是从最底下找一条更硬的规则,然后看这套东西有没有踩线。 劳动法关于反歧视的条款比 DEI 早了几十年,位阶更高,而且在美国有私人诉权,个人可以直接起诉,不需要等监管部门点头。这一条一旦被激活,制度性的东西挡不住。企业法务算一笔账就明白了:一场集体诉讼的和解金额,比一整个 DEI 部门的年度预算高得多。 他给的是时间问题,方向问题他没留余地。 这套逻辑对其他领域也成立。当一个做法看起来已经不可动摇,先去找它跟更基础规则之间的冲突点。冲突点往往比正面对抗有效,因为规则不需要被说服,它只需要被引用。 ## 可以马上做的几件事 - 下次听到“某个群体需要被特殊对待才算公平”,先去查本地劳动法和雇佣条例里的反歧视条款。很多 DEI 操作比推动者自己以为的更接近违法边界,法律条文比会议纪要硬。 - 在自己的团队里,把录用和晋升的评判维度写成文字,具体到“这个人交付了什么、怎么交付的”。标准要先于人选存在,事后补写的标准一定会被人选倒推回去。 - 听到“饼就这么大”的论证时,追问一句:这件事创造了什么以前不存在的东西。答不出来,它确实只是分配;答得出来,讨论框架就该换。 - 判断一个候选人、一个方案、一个政客,先看他承诺的是创造还是重新划界。承诺分配的人永远更容易被听见,因为好处即时、点对点、能指名道姓。 - 在公司里保留一条能说“不”的通道,匿名的也行。禁区一旦形成,剩下的讨论全都会绕着它走,而绕着走的成本最后会以决策失误的形式回来。 - 看到某个被提拔的人被贴上“配额”标签时,把评价拉回到具体产出上。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就很难揭掉,唯一能对冲的是可核查的交付记录。 - 给自己定个习惯:每年认真看一次所在行业的人均产出数据。零和直觉在短期里经常是对的,只有长期数据能把它纠正过来。 - 读到一个让你立刻愤怒的分配类新闻时,先问一句:这件事里有没有任何一方创造了新东西。如果没有,那它确实是零和;如果有,愤怒可能被用错了地方。